“邪”顾名思义不正当、邪恶、怪异。具有危害性的不正当的东西都可以冠以“邪”的称呼，例如：“邪魔”、“邪说”、“邪教”......邪教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邪教信徒的支持，那他们的支持来源于什么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依赖一个不被世俗大众所承认的组织呢？依恋、崇拜、归宿感......邪教组织就是这样滥用心理学手段对心灵脆弱的人们进行精神控制，从而发展自己的信徒，壮大邪教组织规模。

　　下面，让我们走近各年龄段的邪教信徒，一起探究分析他们成为邪教组织追随者的心理成因。

　　一、被“对症下药”的老年人

　　我国于2000年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后，据统计，2021年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36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18.9%。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，老年人一直是邪教倾向“传教”的易感群体。邪教组织利用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、情感空虚、社会“边缘化”、经济能力较差的弱点，以感同身受的姿态出现，到老年人家中“讲经布道”，并且通过“嘘寒问暖”、送礼等小恩小惠让老年人觉得被关心关怀。邪教组织利用一些“空巢”或“类空巢”老年人的情感需求，让他们身边已经入教的家庭成员或老人拉人入教，形成伞状发展状态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大多数老人难免会有一些基础疾病，而邪教针对老年人的死亡恐惧和迷信心理，宣称“信教能长寿”、“不用去医院也能治病”、“练功打坐就能无病无痛”。通过强烈的心理暗示，有些老人觉得自己的病情得到控制，身体也越来越有劲。其实，这就是邪教所利用的“安慰剂效应”。美国麻醉学和医药学史上著名的毕阙博士 （Henry K. Beecher）提出，有些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，但因为“预料”或“相信”治疗有效，而产生症状得到舒缓的感受。但根据现代医学分析，老年人易得的冠心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其实跟生理遗传、个性特点、社会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，邪教通过夸大功法的神奇效果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判断，强化对教主头目的个人崇拜，宣扬教义，从而产生身心两方面对邪教的渴求、依赖。比如家住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的程道菊加入“观音法门”，相信“不药自疗”打坐练功，患病不再吃药。2011年春节前，程道菊突发心脏病死亡。

　　俗话说：“心病还要心药来医”，被教化了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“心药”要靠信教才能治病，其实这只不过是邪教组织对他们“对症下药”的一种方式罢了。

二、“壮志未酬”的青壮年

　　唐代诗人李频在《春日思归》里写道，“壮志未酬三尺剑，故乡空隔万重山。”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抱着满心壮志，想要一展宏图的心理。由于现代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，社会在向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，在环境的影响下社会群体不断割裂，贫富分化出现，部分人觉得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，对自我开始产生怀疑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、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亚伯拉罕·马斯洛（Abraham Harold Maslow）提出的著名的马洛斯需求理论中表示，自我实现需求的目标是自我实现，或是发挥潜能。部分青年在壮志未酬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失去自我，缺乏自主意识和批判意识，最终陷入邪教的圈套。对于信奉“优胜劣汰”的人来说，由于自我的无法实现，开始趋于相信有特异功能的神秘神灵的存在，并且认为自己是被神灵亲选的“天选之子”。部分青年人由于在群体中一直是从众角色，即跟着领头人做同样的事。他们急切的想要在某个群体中表现自己，所以更容易对邪教盲目相信、崇拜，任由摆布。在面对邪教抛出的“橄榄枝”、邪教头目的指令，为了表现自己，年轻的信徒们会盲目跟随、无条件服从。例如“法轮功”的头目李洪志就利用佛教的“因果轮回”，杜撰“奉献就得福报”的邪说。青年们“奉献”越多，在轮界的地位和待遇就越“升级”，于是他们认为自己终于有了人生价值，最终对组织产生归宿感。

　　比如湖南省怀化市的30岁刘燕（化名）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到一家公司工作。一开始她觉得自己一定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，后来她发现同事们都很优秀，很受上司重用，而自己工作、生活都不如意，越来越觉得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感觉很无力。直到她被“法轮功”邪书《转法轮》里说的“上层次”、“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”所吸引，听信李洪志鼓吹的“在国内外，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，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”，在不知不觉中把李洪志看成了一尊“真佛”。她幻想着跟李洪志一起“发光发热”、“救度众生”，却最终一步步身陷邪教泥潭。

　　三、想要被关注的少年

　　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，邪教的“本领”也越来越强。校园里的少年开始成为邪教组织瞄准下手的主要群体之一。很多人觉得自己接受了高等教育，不会被邪教的歪理邪说所蒙骗，并且很难相信现代社会还会有人相信邪教。其实不然，据统计，我国少年心理问题发生率目前已达45%左右，严重影响着他们身心健康发展。例如家庭教育缺失、同辈压力等导致一些少年们的世界观构建得较为脆弱，而情感的长期压抑导致他们承受挫折力差，好胜心强，缺乏明确的价值观。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·费斯廷格（Leon Festinger）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，每个个体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，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，来进行自我评价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同辈比较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社会经验不丰富的少年们，因为这属于人性内在需求获得满足的一种方式。邪教组织也发现了少年想要被关注的心理特征，采取“糖衣炮弹”、蛊惑诱骗等各种手段进行精神控制，使他们远离朋友或家人，抑制他们的个性及关键判断力，成为他们寻找认同感、存在感的“避风港”，使他们潜移默化接受邪教的歪理邪说，进而发展成为他们进入邪教的“引路人”，从而对邪教形成依赖。

与此同时，互联网已成为大众接收新鲜资讯、交流思想、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，也是与外界的沟通、交流和自我发展的重要渠道。邪教利用互联网蛊惑拉拢人心、宣扬宿命论。例如，年轻人都很喜欢的星座运势、占星术，邪教组织把自己的理论和这些迷信思想结合起来在互联网上传播，吸引意志力不坚定、没有辨识能力的少年，甚至还教唆他们违法犯罪，我们的新生代们就这样不知不觉成为邪恶的行凶者。

　　四、“邪教家庭”中的“邪二代”

　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，也是孩子的第一个“学校”，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性格、成长、三观以及人生态度都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。一个生活在涉邪家庭里“邪二代”，小小年纪，面对家庭里痴迷邪教的家人们，身心灵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伤害。最为可怖的是，涉邪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对孩子们宣扬“共产党的教育没有用”、“读书无用”论等歪理邪说，导致孩子对学校越来越没有兴趣和动力。课堂上无法集中注意力，反过来又促使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进一步下降。在恶性循环的情况下，甚至主动让孩子辍学，去参加邪教的聚会。随着小孩的正常思维能力渐渐消失，社会交往能力弱化，心理人格扭曲，耳濡目染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渐渐地开始信教并且走上了家庭化犯罪道路。爱利克·埃里克森（Erik H Erikson）美国精神病学家，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。他表示约6至11岁的儿童在性格发展中最容易导致孤僻偏执的缺陷，有的还烙下涉邪家庭成员的“认死理”、“一根筋”等“烙印”。

　　不管是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女童刘思影，还是山东招远涉邪教杀人案的张航姐弟，都是涉邪家庭长期荼毒扭曲下的牺牲品。邪教组织把家庭变成炼狱，把家人变成“恶魔”，把儿童变成“魔童”。大多数涉邪家庭都因为信教而“走火入魔”，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“飞天得道”而不去努力工作学习，从而造成生活穷困潦倒、家破人亡。

（一审：杨泽坤、二审：赵韵姬、三审：范军）